我的父亲唐翔千先生出生于1923年，今年刚好是父亲诞辰100周年，非常荣幸再次到贵校与大家交流。我将父亲近一世纪的富有意义的人生总结为几句话，就是爱国爱港、唯实勤勉、守正出新、共享普惠、力鼎教育。
爱国爱港。幼年时候，父亲热爱自己的国家，挚爱中华经典文学与传统文化。中华传统文学的精粹与核心价值观，为他奠定了民族自信心和中华美德的思想基础。他在少年时代经历了国家和家族遭受日寇侵略的残酷岁月，他的家国情怀就是从那个时期开始萌生的。父亲将爱国爱港作为一个核心准则，在香港开创纺织业，组织同业共同支撑，关心香港工业发展，积极地参与香港回归筹备工作。
他的爱国心、责任感和社会公信力得到了中央政府的信任，也受到邓小平同志的邀请，到北京去商谈香港回归筹备的思路。他先后受聘于港事顾问，在香港特区重要的组织中，也出任了公职，为香港过渡时期的一些重大问题和平稳过渡有关的事业，做了大量务实的工作。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，他就参加了全国政协，做了很多调研，也发表了很多真知灼见。
唯实勤勉。父亲年轻的时候就知道自己肩负了继承家业的重担，便勇于放弃对文学专业的喜爱，考了上海大同大学，又到英美的著名大学学习工科，攻读管理学硕士学位。后来，他到香港发展，带着唯实勤勉的优良禀赋，不分节假日，全身心投入到了纺织业和电子工业中，处理解决各种瓶颈问题，为长线发展打开了可持续之路。
从他身上我是体会到唯实勤勉的品质是难能可贵的，但是必须要在年轻时候就打造出来，才能够支持终生。
守正出新。在努力进取过程中，他始终坚持守正创新之路，在制造业领域获得很好的成绩。他没有自满，而是慢慢认识到他不光要将精力用在发展企业上面，更要将精力放在推动香港发展，为调整与改善工业利好环境出一份力，做一点贡献。
自1974年以来，父亲与内地的商贸来往频繁，创造了内地经济合作发展的多个“第一”，也牵头组织了沪港经济合作协会，任创会会长，发挥了重要的桥梁作用。不仅成功推动了改革开放初期内地的经济发展，同时也拓展了香港工业的格局。那个时候他面临的是非常困难的局面，国内可以说是一穷二白，无论是工业、商业或是其他资本的产业都是非常贫乏的，所以那个时候能够开拓我们国家的一些资源，能够输出去，同时能够利用我们国家的资源来做制造业非常困难。父亲从不气馁，用非凡的毅力一直坚持下去，非常难能可贵。他创造的一系列“第一”，其中有一张批文，现在放在我办公室里，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营业执照，编号：工商企合沪字第00001号。很多客人来看我时，我都带他们看看我们的00001———那是身为改革开放先驱的一种骄傲，能够为国家的改革开放担当桥头堡的荣幸。
父亲并没有自满，在差不多60岁的时候，已经转向电子业。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进入家族企业，所以他问我电子行业到底有没有发展的空间。那个时候大概是80年代，我说我们中国电子业的输出几乎是没有的。那么能否发展成为一个电子业的强国，同时解决一些我们要进口的问题？困难很大，但市场潜力也非常之强，所以他又勇敢地站出来，义无反顾去创办起电子芯片基材的工业。他的决心让朱镕基总理（时任上海市长）都感到惊讶。他创办的公司曾经是位居全球同类产业的第三位，至今依然是华为公司的一个主要供应商。
共享普惠。在执掌企业服务社会的过程当中，他始终坚持共享普惠的理念，对凝聚人心、协调各方、推进发展起到很好的成效。他一生很出名的就是勤俭节约，将大部分的个人节余都投放在社会，投放于教育。他支持香港中文大学发展国学研究，曾经为新亚书院设立奖学金，并且担任过新亚书院董事会的董事长。他为香港发生过的火灾和部分社区社会公益项目慷慨解囊，屡屡援助。
力鼎教育。有感于科技和人才是我们国家核心的生产力，他后半生是对人才培训的事业情有独钟，大力支持各类教育专项建设项目，设立奖学金，旨在为国家培养真正用得上的优秀人才。
凭借自己在香港捐赠教育的经验，他按照我祖父唐君远的意愿，在上海的母校启动成立了“唐君远奖学金”，后来又成立了“上海唐君远教育基金会”，他主持基金会理事会的期间，教育捐赠事业发展很好，父亲个人和基金会累计捐赠大概4亿元，多名学生和一批高校得到了专项的资金支持。后来到我接任理事长，我是完全能够理解传承的使命是多重要，但是对于我们基金会来说，传承还不够，我们还是要继续的发展，继续再优化。现在我们跟我们全体理事会和秘书长张伟，正在策划未来发展的方向，我很有信心，我们将来跟江南大学一定会继续地全力合作，支持家乡著名的江南大学，谢谢大家。
（根据录音整理）